和而不同與高質量發展：職業教育促進共同富裕的理性邏輯

朱德全， 馮　丹

(西南大學 教育學部，重慶 400715)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是解決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的根本遵循。黨的二十大報告不僅強調了“到二〇三五年……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這一時代任務，還進一步指明了“共同富裕”與“高質量發展”之間作為“歸”與“途”的邏輯關聯，并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等行動策略。^[1]職業教育作為橫跨“職業域”“技術域”“教育域”與“社會域”的教育類型，^[2]極具以課程思政建設、^[3]人力資本發展、^[4]職業文化陶冶、^[5]區域協調發展、^[6]綠色型技術研發^[7]等方式助力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改善的功能屬性，是共同富裕實現的生力軍。已有研究雖在職業教育促進共同富裕的價值功用上達成共識，但對“共同富裕”與“職業教育”二者本質屬性的關照尚且不足，主要表現為：一是對作用對象本質特征把握不周，已有研究多從社會發展的“弱點”出發探討職業教育如何“提低”，共同富裕所具有的物質性與精神性、共建性與共享性、生態性與持續性等核心特征未得全面表達；二是對作用主體價值功用解讀不全，雖有體現職業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的職業性與技術性，但其所具有的精神性、全民性、生態性等屬性未得充分彰顯。鑒于此，本文遵循“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的戰略思路，^[8]在對職業教育促進共同富裕“所為何樣”進行析厘的基礎上，立足職業教育“和而不同”的功能屬性探討其促進共同富裕“可以何為”，最終破解職業教育促進共同富裕“如何作為”這一時代難題。

(一)求真求善式發展：職業教育促進共同富裕的精神空間旨歸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一定的發展實踐都是由一定的發展理念來引領的”，^[10]而理念包含在理性的性質中，理性構成了理念的源泉^[11]。作為由理性構筑起的空間，精神空間不僅涵蓋人存在的合理性需要，還指引著人在社會空間和自然空間中的實際行動。與無生命意識的器物和僅限于本能適應的動物不同，共同富裕下的民眾應是一種兼具“實體性”與“價值性”的超越性存在，^[12]與之相對應的精神空間應同人的復雜性存在保持一致，是對人與物、人與人、人與自然等多重關聯進行理性審思后的結果。

立足于人的實體性存在，精神空間高質量發展是尋求物質跟進的求真發展。馬克思與恩格斯指出，人的解放建立在吃、喝、住、穿的質與量得到充分保證的基礎上。^[13]人作為實體性存在的本質規定，決定人不論處于哪一歷史時期、發展階段以及外部環境都離不開足量、足質的物質資源作為存在的支撐，由此亦決定指引人實際行動的精神空間有必要為人的物質資源需要留有一隅。需特別強調的是，存在于人精神空間中的物質資源需要并非一成不變，其往往隨著人的道德、情感等精神需要的發展而處于持續更新的狀態。共同富裕所強調的富裕生活既不是“唯物質化”的庸俗生活，也不是“餐葩飲露”的脫俗生活，而是立于世俗尋求超越的真實生活。因而與共同富裕相對應的精神空間高質量發展不僅應摒棄超驗性精神本體邏輯的片面需要觀，充分肯定人謀求物質資源生產與發展需要的必要性與正當性，還要追求與共同富裕的“富裕”特性保持一致，尋求人的物質資源需要實現從適量到足量、從簡單到復雜、從低級到高級的跨越性轉變，以為人在社會空間與自然空間中的物質資源生產行動提供理性支撐。

立足于人的價值性存在，精神空間高質量發展是尋求價值超越的求善發展。人之所以與獸相異，就在于人需要追求比生理生命更高的價值，^[14]即“人通過自己的活動而使對象對于人自身生存和發展的肯定，是物為人而存在、人為人而存在、人為自身而存在”^[15]。然而，人具體處于何種發展樣態才能使他物、他人成為肯定自身的存在？馬克思提出了涵蓋“兩個完成”和“兩個和解”的共產主義作為解答，“兩個完成”是指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兩個和解”是指“人和人的和解”“人和自然界的和解”。^[13]共同富裕作為一種高階的社會發展樣態，身處其中的人應是幸福地生活而不是簡單地活著，每個人存在的事實不應僅停留于肉體這一實體性層面，而應是一個包含復雜價值關系的場，并在與他人、自然的互動中被賦予更高一級的存在意義。與共同富裕下的人的復雜性存在相一致，高質量發展的精神空間既不應只充斥單純尋求物質資源生產與發展的需要，也不應只充斥將自身與他人、自身與自然對立起來的“零和博弈”勝利需要，而應包含將自身與物質、自身與他人、自身與自然相統一并協調發展的至善需要。

(二)優質均衡式發展：職業教育促進共同富裕的社會空間旨歸

人作為實體性存在的發展與充實以及作為價值性存在的健全與完善，都做實于社會空間生產之上。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著力點，社會空間唯有直指“共同”與“富裕”兩大核心，才能有力保障共同富裕發展目標的實現。于“富裕”而言，作為對民眾美好生活“質”的反映，滿足哪些標準才能被判定為富裕？于“共同”而言，作為對民眾美好生活“量”的反映，采取哪些舉措才能實現共同？對上述兩大問題的回答構成了社會空間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要義。

共同富裕的“富裕”是滿足人民多重需要的“富裕”，決定其所對應的社會空間高質量發展是實現與人民發展需要相對接的優質發展。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是馬克思思考問題時所持有的兩大核心尺度，強調在社會空間生產實踐中既要追求外在效率的提升，更要堅守內在的根本目的。新時代背景下的共同富裕是指向民眾的富裕，致力于滿足民眾的需要也就構成社會空間高質量發展的根本目的所在。關于民眾需要內涵的權威解讀，可從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這一政策文本中得以窺見，文件指出，“共同富裕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中國特色，是全體人民通過辛勤勞動和相互幫助，普遍達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強、環境宜居宜業、社會和諧和睦、公共服務普及普惠，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16]可見，以實現共同富裕為旨歸的社會空間高質量發展應指向對民眾政治需要、經濟需要、文化需要、社會需要、生態需要等多維度內容全面、動態、差異地滿足。

共同富裕的“共同”是涵蓋全體人民群眾的“共同”，決定其所對應的社會空間高質量發展是實現全體民眾盡其才力的均衡發展。我國致力于實現的共同富裕既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富裕，而是滿足14億余人口合理需要的普遍富裕，巨大的人口基數以及有限的財富存量水平決定我國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要在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上同時發力。“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是我國結合基本國情所制定的并將長期遵循的分配制度，^[1]這一分配制度已在人類社會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從“正－反”兩個方向論證得出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與必然選擇。^[17]在分配、交換、消費等環節得到國家制度的有力保障之后，于生產環節進行精準發力成為建成合理且完善的“共同富裕實現環”的點睛之舉。受國情所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主要采取的是“先富帶動后富”的非均衡發展戰略，雖有力激發了社會發展的活力，提高了社會發展的整體水平，但時至今日，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較為突出，經濟發展與收入差距關系的“倒U型”發展樣態并未出現，亟需采取為全體民眾提供普遍發展機會的均衡增長模式，以破解個體間、產業間和區域間發展差距過大的現實困境，促進共同富裕均衡發展目標的實現。

(三)共生持存式發展：職業教育促進共同富裕的自然空間旨歸

“自然空間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社會空間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自然空間這個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18]良好的生態環境既是共同富裕目標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共同富裕建設體系中的重要基底物質，走與自然空間共生共存的可持續發展道路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選擇。可持續發展理論強調人類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動態平衡，以及代內和代際公平。^[19]以可持續發展為前提的共同富裕所對應的自然空間高質量發展則應是實現“人與自然”共生、“當代人與后代人”持存的發展。

在處理人與自然的發展關系上，自然空間高質量發展是資源代謝循環的共生發展。人類社會建立在自然空間之上，往往通過將自在自然空間轉換為人化自然空間以保證自身生產生活得以有序進行這一客觀事實不容辯駁，^[20]然而人類在轉換自然空間的過程中卻沒有也未能很好地保護自然空間。在“必須利用資源”但會“破壞自然環境”的困境尋解上，馬克思對人與自然之間能量雙向傳遞互動關系的闡釋能為困境的破解提供思路，其指出，“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21]。人在改造自然空間時輸出給自然的能量以及從自然中獲取的資源并不會憑空消失，而會以“物質變換”的方式反饋給人自身和自然空間。共同富裕所強調的“富裕”不僅包含物質維度的富裕，也包含生態維度的富裕，由此決定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人類有必要以改造勞動方式，建成以能量為中介的代謝閉環為突破口，避免可利用資源耗竭和代謝廢物堆積等生態環境問題的出現，促進經濟增長與生態保護之間良性互動發展樣態的建成。

在處理當代人與后代人的發展關系上，自然空間高質量發展是資源替代充分的持存發展。相較于生態中心主義，可持續發展不僅考慮了同時空下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還強調了跨時空下當代人與后代人的持存發展。^[22]當代人既是未來世代地球的管理人或受托人，也是地球所有成果的受益人，^[23]當代人必須為后代人留有充足的自然資源，以保證后代人也有條件實現充分發展。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將耗竭性資源按照其是否可短期再生，劃分為可再生資源與不可再生資源，與可再生資源相比，不可再生資源具有采儲量有限且短時間不可再生的可枯竭性。然而，生產中使用的大多數自然資源都是不可再生的，這就預示著人類社會發展終有因資源耗竭而陷入停滯的一天。共同富裕作為一個動態演進的過程，既難以一蹴而就頃刻實現，也不應似曇花綻放轉瞬即逝。為避免因資源耗竭而使社會發展陷入停滯狀態問題的出現，以實現共同富裕為旨歸的社會空間高質量發展不能再停留于對自然空間中不可再生資源的依賴，而要嘗試發揮資源替代的作用以保障共同富裕在跨時空中得以持續推進。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1]“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作為獨特且重要的中國政治智慧，“和而不同”強調在遵從事物內在不同本性的基礎上，對不同事物的發展關系進行調和，最終建成一種兼容互補的新秩序，這對于處理事物間的發展關系極具指導價值。在我國全面建設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職業教育作為“個人茁壯成長的途徑、可持續經濟的催化劑以及社會正義的載體”，^[24]只有清醒地把握住自身的類型定位，立足自身與普通教育“和而不同”的價值使命與功能屬性，實現與共同富裕精神空間、社會空間、自然空間高質量發展所需要素的供需耦合，才能在“可為”到“必為”的行動嵌入中，實現從“能行”到“行好”的進階轉變。

(一)和而不同的意識革新：職業教育促進共同富裕的精神空間邏輯

行為收益函數理論指出，凡是能給人類帶來正效用的物質因素與精神因素都要進入函數，而個人的收益函數又會受到個體所持有的意識形態資本存量的影響。^[25]與共同富裕精神空間高質量發展所涵蓋的“實體性存在”需要與“價值性存在”需要相對應，職業教育兼具“工具價值與主體價值”“生命價值與社會價值”“科學價值與人文價值”等多重價值，^[2]能通過對受教育者施以“和而不同”的意識教育，影響受教育者的意識形態資本存量，促成民眾“腦袋”與“口袋”共富局面的形成。

職業教育能以形塑主體工具理性，促進主體意識層實現求真發展。精神空間求真發展的核心在于促進社會物質資源的快速優質發展，以效率為導向的工具理性理應得到重點關注。在當前社會發展中充斥著批駁工具理性的聲音，認為“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僭越帶來了人類求真意志的強化和求善意志的削弱”。^[26]然而，這一結論是否真實反映了社會全部領域、所有階層的發展情況仍需進一步辨明。以農業發展為例，已有研究指出農戶因難以意識到收入的增加與技術應用相關，存在鑒于初期成本增加而降低對生產技術采納積極性的問題。^[27]可見，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進程中并非所有領域、全體民眾都存在工具理性過盛，僭越價值理性的問題，還有部分民眾，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較低的農民、工人等群體，無論是決策能力還是決策信息，實則都處于弱勢地位，其發展受限很大程度上是工具理性不足與失當所致。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橫跨“職業域”“技術域”“教育域”與“社會域”的教育類型，^[2]其不僅能與普通教育一樣，對受教育者在社會域中所需的工具理性進行培養，還能進一步聚焦受教育者在職業域、技術域中的理性需求，通過理論知識教學和技能實操訓練有效促進受教育者工具理性的改造升級，使受教育者在精神維度上擁有創造充裕物質資源的心力資本，在直接促成“物質富裕”局面形成的基礎上，間接推動“精神富裕”局面的形成。

職業教育能以形塑個體價值理性，促進主體意識層實現求善發展。人之為“人”的根本在于人對生命存在的超越，而人對生命存在的超越首先體現在思維超越上。值得注意的是，基于人思維實踐活動構建的人性空間無法超越理性的價值范疇，人的一切活動只有在理性的框架內才有可能展現自身的價值與意義。^[28]換言之，培養個體指向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價值理性是精神空間實現高質量發展之必須。回顧當下社會發展可知，物質文明雖有快速發展卻并沒有使人獲得心靈的自由與解放，對生命意義的漠視、精神生活與生存的物化等問題泛濫成災，人迷失在“物”的尋求中，^[29]人的存在因價值理性的缺失變得單薄。《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指出，職業教育要“堅持立德樹人、德技并修，推動思想政治教育與技術技能培養融合統一”。^[30]盡管職業教育獨有的職業屬性決定其育人機制的技術牽引，但教育“立德樹人”的上位訴求決定其亦需要且能夠對個體的精神層面進行引領。^[31]在促進共同富裕實現的過程中，職業教育不僅能發揮普通教育的育人效用，將受教育者的物質發展需要與人文精神發展需要整合為一體，使其由“生命人”進階為“社會人”，還能發揮自身特殊的職業屬性，在將受教育者由“生命人”轉化為“社會人”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充為“職業人”，最終使得受教育者不僅在生活中也在工作中都擁有觀照他人發展和自然發展的共生共存理性，為共同富裕“共同性”與“持存性”發展目標的實現奠定精神基礎。

(二)和而不同的生產優化：職業教育促進共同富裕的社會空間邏輯

“富裕”屬于生產力范疇，“共同”屬于生產關系范疇，共同富裕是發展生產力與完善生產關系的高度統一。^[32]職業教育作為一種與社會經濟發展聯系最為緊密的類型教育，基點和基軸都在于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培養定位的職業性保障其能通過對生產力的作用，影響共同富裕“蛋糕”的大小；服務對象的全民性保障其能通過對生產關系的作用，影響共同富裕“蛋糕”的分配。

在社會空間的優質發展上，職業教育能以優化“人－技”關系，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升。不論是主觀層面個體需要的進階轉變，還是客觀層面社會經濟的優質均衡發展，都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之上，發展社會生產力也自然成為推動人民生活邁向“富裕”的基礎性工作。然而，“孤立的生產力要素不是現實的生產力，現實的生產力必須是諸要素的結合”，^[33]提高社會生產力的關鍵在于塑造勞動力與其他生產要素之間的緊密關系。在技術彌漫的時代背景下，面對“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對象”這一生產樣態，兼具教育性、技術性與職業性的職業教育，成為提高社會生產力，促進共同富裕做大“蛋糕”的關鍵所在。新增長理論代表人物羅默指出，基于人力資本的內生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技術進步依賴于受過良好教育的、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人才。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進程中，相較于重在傳授科學知識的普通教育，以傳授包含科學知識但不限于科學知識的技術知識為主的職業教育，不僅能以塑造“人－技”掌握關系擴充社會生產力的“量”，還能以塑造“人－技”改造關系提高社會生產力的“質”。

在社會空間的均衡發展上，職業教育能以調整“人－資”關系，促進社會生產關系的完善。同貧窮問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所致一樣，對勞動者基本可行能力的剝奪才是貧困的實質和根源所在。^[34]僅強調在再分配上下功夫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發展中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要想實現共同富裕的均衡發展目標就必須從生產的源頭入手，通過革新勞動力與生產資料之間的關系，架構形成“生產資料公有－共同勞動－共享成果”的發展路線。在相繼告別農業經濟時代和工業經濟時代后，我國社會發展正式步入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已逐漸從對物質資本的依附中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生產要素。^[35]此時作為知識傳播與技能養成載體存在的職業教育成為協調勞動力與生產資料之間關系的關鍵所在，其能通過有效增進民眾的經濟性資本、符號性資本和緘默性資本，^[36]消解生成貧富差距的機會阻隔因素。2020年教育統計數據顯示，我國職業學校共計1.13萬余所，已建成世界規模最大的職業教育體系。職業教育目標上的生產性與對象上的平民性以及數量上的大規模與分布上的廣泛性，決定其相較于普通教育更具有推動生產資料走向大眾化乃至普及化的能力。職業教育能通過對自身教育體系的完善幫助民眾掌握生產要素，進而將全體民眾尤其是收入較低的民眾納入廣闊的分工體系，促進社會空間均衡發展局面的形成。

(三)和而不同的生態改造：職業教育促進共同富裕的自然空間邏輯

自在自然只有經過人類實踐活動改造成為人化自然之后才能成為人現實的生活空間，^[37]但人對自在自然的改造需要控制在合理的尺度范圍內，否則就會引起人與自然的激烈對抗，致使共同富裕成為無法企及或者轉瞬即逝的存在。教育，尤其是職業教育，作為影響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中介因素，能有效調和社會空間與自然空間之間的發展關系，為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與演進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職業教育能以創新資源利用的方式，促進環境支撐層的共生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雖實現了高速發展，但這種發展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傳統工業化模式之上，社會空間與自然空間之間的代謝循環關系被打破，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減緩并偏離了共同富裕實現的進程與方向。關于“代謝斷層”問題產生的根源，馬克思將主要原因歸結為城鄉分割與工農業分離的二元對立關系。^[38]因而，為推動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必須借助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所產生的效用，重新修復好東部與西部代謝閉環、城市與農村代謝閉環、工業與農業代謝閉環中的裂縫。職業教育因產業而生，隨產業而興，相較于普通教育，更具與產業聯系緊密、培訓模式靈活等獨特屬性，能以快速調整人才培養目標、內容和方法等，滿足產業綠色轉型發展和綠色產業鏈形成所需的人才與技術，以產業代謝閉環的搭建保障社會發展代謝循環的暢通，助推共同富裕生態環境宜人目標的實現。

職業教育能以助力資源替代的實現，促進環境支撐層的持存發展。沒有接續發展就沒有共同富裕，而沒有實現對不可再生資源的替代就沒有接續發展，克服不可再生資源有限這一發展短板是實現共同富裕所必須面臨的難點。地球相對于宇宙實則是一個開放系統，其能夠從太陽獲取源源不斷的能量，如何有效開發利用源于太陽的能量也自然成為人類可世代持續發展的突破口所在。在馬克思看來人類的進化與動植物的進化不同，人類的進化是人的生產“器官”有意識的發展，生產“器官”——技術也自然成為破解不可再生資源存量有限的關鍵。學者Lenssen等人也同樣認為在不久的將來能夠通過對可轉換利用太陽能、風能等技術的研發，實現對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替代。^[39]于職業教育而言，技術構成了本質內核，^[40]相較于側重講授生態理論知識的普通教育，職業教育以“技術”為其行動的切入點，不僅能通過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創新綠色技術等方式，挖掘出現存但無法利用的可再生資源的生產效用，還能以新技術的研發加強對相關可再生資源的高效培育，保證可再生資源的持續再生，在“破”“立”之中從根源上解除不可再生資源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限制，讓后代人擁有維持共同富裕的可能。

(一)以理性教育賦“魂”：廓清職業教育促進共同富裕的精神點

在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所遇到的不平衡、不充分、物化等問題雖與歷史起點和資源稟賦等客觀因素有關，但也較大程度受民眾工具理性發揮“不足”和價值理性“倒錯”等主觀因素的影響。在促進共同富裕實現的過程中，職業教育一方面應通過深化受教育者的工具理性讓其擁有創造財富的思想“利器”，另一方面應通過糾正受教育者的價值理性讓其掌握走向共富的人間“正道”，最終建成實現共同富裕所需的以“正道”馭“利器”的精神空間形態。

首先，職業教育應以自身價值理性的修正，奠定受教育者理性培養的行動前提。從本質上看，價值理性實質上是一種價值自覺，而價值自覺中的“價值”實則指客體對主體需要的滿足程度。當前職業教育之所以存在比起對受教育者物質收獲與精神成長的全面關注而更注重讓受教育者掌握技術技能的問題，實則由職業教育價值理性的滯后使得工具理性指導下的教育行為本身及結果成為異化職業教育自身的力量所致。與致力于解決溫飽問題的教育需要不同，共同富裕下的教育需要不僅強調職業教育要通過技術教育和技能訓練幫助受教育者獲得個人物質層面的成功，還強調職業教育要發揮出自身立德樹人的功用幫助受教育者成為有理想信念與道德情操的“全人”。因而，在助推共同富裕實現的過程中，職業教育要牢牢把握“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結合受教育者尋求全面發展的需要，撥正原有偏向“物質”“自我”“人類”一端的育人標準天平，重新將育人標準定格為對“物質與精神”“小我與大我”“人類與自然”的兼顧，奠定培養受教育者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行動前提。

其次，職業教育應以自身工具理性的強化，夯實受教育者理性培養的行動過程。對職業教育價值理性進行修正的目的在于保證職業教育育人活動的開展有著圍繞受教育者全面發展需要的行動定位，而強化職業教育工具理性的發揮才是促進受教育者擁有正確的價值理性和高效的工具理性的核心工作。作為社會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教育活動雖難以把握，但也存在規律可循。^[41]與價值理性指向不同，工具理性強調主體對思維客體規律性的認知和駕馭，教育活動的規律性為職業教育工具理性的介入提供了可能。理性作為一種思考的產物，蘊含于理論，生成于實踐，對受教育者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培育應以理論融入為基礎，以實踐教學為重點，落實到具體的職業教育教學活動過程中：一方面應將有關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相關理論知識同職業知識與技術知識等融合在一起，構建蘊含價值合理性與工具合理性判斷標準的理論知識體系；另一方面在開展實踐教學的過程中，職業教育要秉持“以道馭器”“以器載道”的行動思路，既注重對受教育者行為價值取向的引導與深化，又注重對受教育者行為方式選擇合理性的判斷與指導，最終助力受教育者在精神空間中形成人與物、人與人、人與自然相統一的發展認識，為社會空間與自然空間共建、共享、共護局面的形成奠定思想基礎。

(二)以生產教育育“能”：夯實職業教育促進共同富裕的行動面

從共同富裕本身的生產方式屬性來看，其不僅要求在生產力上體現“富裕”，而且要求在生產關系上體現“共同”。^[42]技術性、全民性作為職業教育有別于普通教育的核心屬性，一方面要以深化職業技術技能教育彰顯自身的技術性，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升，避免“共同貧窮”問題的出現；另一方面要以完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彰顯自身的全民性，促進社會生產關系的完善，避免“貧富懸殊”問題的出現，最終以社會空間優質均衡發展樣態的建成促成共同富裕的落地。

其一，以深化職業技術技能教育，升級社會整體生產力，助推“富裕”目標的實現。只有生產力的高速增長才能夠在終止“共同貧窮”發展問題的基礎上引領社會進入“共同富裕”的佳境。在助推共同富裕實現的過程中，職業教育應立足于民眾所在崗位的技術需要，以人－技－崗位協同與創新關系的形塑，開辟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助推社會做大、做優“蛋糕”。首先，要培養人－技協作能力，形塑人－技－崗位的具身關系，促進共同富裕做大“蛋糕”。個體與技術形成具身關系的關鍵在于個體通過對技術的操作形成緘默性知識，職業教育應通過加強與企業的合作，推動學習場域的重構，讓受教育者身體得以回歸，使技術不再是外乎于人的工具，而成為人類身體的一部分。其次，要培養人－技創新能力，形塑人－技－崗位的創新關系，促進共同富裕做優“蛋糕”。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指出，經濟增長的源泉在于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水平的高低主要取決于勞動分工程度和專業化人力資本。^[25]培養受教育者創新能力的前提在于個體對基礎知識的系統掌握，以對原有技術形成深刻的理解，關鍵在于引導受教育者將新的生產要素融會貫通到生產過程中。這要求職業教育既需要繼續加強對受教育者專業基礎知識的講授，又需要通過與企業、科研院所、高校、政府進行開放合作，支持職教學生將新的生產要素富有創造性地運用到生產過程中。

其二，以完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協調社會整體生產關系，助推“共同”目標的實現。人人都參與、人人都盡力是實現關涉14億余人口共同富裕的基礎與前提。職業教育在助推共同富裕實現的過程中應通過貫通民眾接受教育路徑的方式，以提升全體勞動者可行能力提高其市場議價能力，塑造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最大限度放大自身引導個體從“共建”走向“共富”的公平效應。在縱向上，職業教育要進一步提高區域內中高等職業教育銜接協調發展程度，以區域間職業教育質量差距的縮小帶動區域間發展差距的縮小。“教育富”則“地區富”，“地區富”則“居民富”。面對區域間發展差距過大這一橫梗于共同富裕實現道路上的障礙，一方面要強化區域內各階段職業教育在專業設置、培養目標、培養方案、課程體系、課堂教學等方面的貫通銜接程度，提升區域職業教育的質量；另一方面要以各區域勞動力市場的人才需求情況為依據，協調區域內各階段職業教育發展的規模與數量，提升區域職業教育的生產效益，最終以區域內職業教育的高質量銜接協調發展推動區域間社會的均衡發展。在橫向上，職業教育要構筑起全民學習與普職融通“立交橋”，滿足不同地區、不同年齡、不同個體的多元教育訴求。一方面要將學歷教育和職業培訓有機統整起來，搭建全民學習“立交橋”。職業教育應重點面向無技能或低技能勞動者傳授專業知識和技術技能，通過擴充職業教育的受眾閾度，縮小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要破除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互通的障礙，建成普職融通“立交橋”。通過打通區域內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轉換的軌道，賦予區域內受教育者充分的教育選擇權，保障區域內所有個體的生命潛能都能得到全面有效開發。

(三)以生態教育謀“遠”：延展職業教育促進共同富裕的時間線

共同富裕既在目標體系中包含良好的生態環境，也將實現過程建立在穩定的生態環境之上，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以保護生態環境、保持各階段發展生命力尤為必要且重要。自然空間“資源存量”與“資源利用”是影響社會空間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因素，職業教育應立足自身獨特的產業性與技術性，在生態經濟理論指導下圍繞能源發展、經濟發展、環境保護三大要素，助力社會構筑起兼顧同時代與跨時代共富的發展體系。

一方面，以專業結構調整和綠色生產技術創新，解決自然資源代謝斷層問題，助推“代內共富”局面的形成。良好的生態環境屬于公共品的范疇，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組成部分。面對當前東部與西部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工業與農業之間所存在的代謝斷層問題，職業教育既要從生產技術改造出發減少代謝廢物的排放量，也要從產業布局調整出發貫通資源代謝廢物再利用的循環鏈。一則職業教育要以綠色生產技術研發促進代謝廢物排放的“減量化”。職業教育應充分發揮出自身所具有的實踐屬性與科研屬性，主動與區域內企業、科研和科技推廣單位等建立緊密的科研合作關系，引導并協助受教育者圍繞具體生產環節對資源利用率如何提高這一問題展開科學研究，以受教育者的綠色智慧推動產業資源利用技術的改造升級。二則職業教育要以強化專業建設促進代謝廢物利用的“循環化”。“加快構建廢棄物循環利用體系”是黨的二十大報告給出的提高資源利用率的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1]“所謂的廢料，幾乎在每一種產業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43]而依靠上下游產業關聯和多樣化產業互動所產生的雅格布斯外部性能有效促進技術溢出，優化資源配置，緩解制造業產業集聚的環境負外部性^[44]。職業教育應通過專業布局對接產業結構、專業規模對接市場需要、教學過程對接生產過程、技能培養對接產業技術等方式，實現與區域產業發展的“線群態”匹配，^[45]搭建起代謝廢物利用“內循環”。

另一方面，以專業結構擴充和綠色能源技術創新，解決自然資源存量有限問題，助推“代際共富”局面的形成。結合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可知，自然資源相較于人具有先在性和前提性。共同富裕不是一代人或幾代人的短暫富裕，而是惠澤子孫后代的可持續富裕，保持自然資源的世代充裕性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與前提。在促進共同富裕實現的過程中，職業教育應嘗試從不可再生資源替換和可再生資源培育兩大入口切入，從根本上打破資源存量對共同富裕實現的限制作用，為共同富裕的持續演進奠定扎實的資源基礎。首先，職業教育要加大對潛在可再生資源利用技術的研發強度，變相擴充可再生資源的總量。職業院校應在探明區域內潛在可再生資源儲量情況之后，與當地政府、企業、高校以及新能源材料與技術研究所等機構建立合作關系，聚力加強對潛在資源利用技術的創新，使原先不具備開采條件的可再生資源能夠被開采使用，變相擴充可再生資源的儲量。其次，職業教育要加強對可再生資源產業的服務強度，直接擴充可再生資源的總量。可再生資源雖能在可預見的時期內實現再生和增長，但卻有一定的再生周期，過度消耗仍會使可再生資源陷入枯竭境地。為確保可再生資源對民眾富裕生活的源源供給，可將其產業化以兼顧社會發展需要和生態環境保護需要。職業教育應主動面向可再生資源產業發展的人才、技術等需要，以建設相關專業的方式加強對相關人才和技術的供給力度，進而提升可再生資源得以再生的強度。

（原文刊于《教育與經濟》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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